拉萨8月25日电 题：从农奴之子到藏学权威：破壁藏学偏见 重构全球话语
记者 贡桑拉姆 江飞波
“在我降临人世之际，母亲与两位姐姐皆在领主府邸中辛勤耕耘，终生为奴，作为忠实的仆人。当时，家境贫寒，我们头顶无片瓦遮风挡雨，脚下亦无立锥之地。”格勒说，自己的出生时间至今成谜，母亲只记得那年大雪纷飞。作为农奴之子，他幼年与家人挤在领主家走廊栖身，勉强抵御寒夜的侵袭。
近日，记者专访新中国首位藏族博士——格勒。这位从四川甘孜的乡村田野中走出来的学者，如今已是中国藏学研究领域的权威。在回忆童年的岁月时，他的眼中闪烁着对过往的感慨与追忆。格勒的成长历程，与中国藏学从边缘走向国际舞台的历程紧密相连。
他回忆道，1950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十八军进藏时，他的家乡社会制度还未经历变革，他们一家仍是农奴身份。直到1956年民主改革成为命运转折点，全家分得领主新房，母亲坚持“让儿子读书识字”的想法得以实现。在甘孜民族中学，他省下糌粑换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，汉语水平突飞猛进。1964年考入西南民族大学藏语文翻译班，却成了与母亲的永别。
“起初，我投师于一位喇嘛，开始学习藏文。那段日子里，由于缺乏纸笔，我们不得不在涂有烂酥油的模板上撒上一点灰烬来书写文字。”改革开放后，格勒先后完成本科、硕士、博士学业。在中山大学攻读人类学期间，系统学习体质人类学、考古学等课程。1985年带队在甘孜新龙县谷日村考古，发掘出被定为一级文物的核桃形双耳罐，其成果载入《新龙县志》并成为甘孜州博物馆镇馆之宝。
“我的老师梁钊韬教授曾让我明白，藏学不能闭门造车，必须运用考古、用体质人类学，语言学，考古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。”格勒说，那段考古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性，其英语能力也在与外国学者交流中显著提升。
198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《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》开创性提出藏族文化“多元一体化”理论，论证西藏原始文化与中原的密切关联。近年在甘南州发现的丹尼索瓦人基因证据，佐证了他关于“西藏高原是原始人类故乡”的大胆假设。该论文英文版在瑞士国际会议上引发轰动，成为国际藏学界认知中国考古成果的重要窗口。
“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多次参加国际藏学会，发现国际藏学界多是西方学者发声，但当时西方学者有一个明显的缺陷，他们大多数根本没有来过西藏。”作为首批走出国门的藏学学者，格勒先后应邀赴欧美20余国访问讲学，讲述一个真实的、正在发生变化的西藏。他亲历国际藏学会议从西方主导到中国发声的转变，用香格里拉幻想与农奴制真相的对比演讲打破西方偏见。针对近年西方部分舆论对西藏寄宿制学校的质疑，他以亲身经历阐释“三包政策”惠民实质。在视频对话中，展示藏北民众的真诚认可。
“我从事藏学研究40余年，发表百余篇论文、10余部专著。”近年，格勒仍主持国家社科项目提出"文化适应"理论，主张传统文化应择善而存。面对数字化浪潮，他推动藏学通过网课、社交媒体"破圈"，并多次与国外学者视频对话。
从农奴之子到藏学权威，格勒的成长折射出中国藏学从边缘到主流的蜕变。他说：“藏学成为显学，是因为中国学者用扎实的研究成果赢得了话语权。”这位年过七旬的学者，仍在用科技跨越语言壁垒，让世界听见中国藏学的声音。(完) 【编辑:王琴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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